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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全民免費模式遇挫折:大躍進式福利不可取
發布者:admin  發布時間:2019/10/13

再“大款”,高福利的“神木模式”還能學嗎

——“關注神木”系列報道之三

神木人徐大年(化名)至今還不愿相信,一家人辛辛苦苦攢的200萬元,就這么白白打了水漂。

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因煤而富。“黑金”讓不少神木人在這里譜寫了金錢神話。而繼溫州、鄂爾多斯先后發生民間信貸崩盤后,神木也因煤礦的蕭條,引燃了民間金融坍塌的導火索。

在經濟難關的大考之下,高福利的“神木模式”能走多久?

煤炭與民間信貸捆綁,“神木模式”遭遇“絆腳石”

神木頂著無數與煤相關的光環——中國第一產煤大縣(億噸級)、全國最大的蘭炭基地(千萬噸級)。也因此,神木百姓的生意經幾乎都跟煤炭有關。

然而,這個在徐大年眼里“只賺不賠”的買賣,卻在2012年下半年開始出現頹勢,今年的形勢就更加嚴峻。

3年前,表哥來到他家,說要帶他一起“賺大錢”。

“我認識一哥們兒,最近想一起做點煤炭生意,但手頭缺點資金。你手頭要是有閑錢,借給我,給你開三分利。”

徐大年心動了,反正這錢存銀行也是閑著,不如放出去吃點高利。在神木縣“十戶九貸”的大環境下,這并不是一個太艱難的決定。

“那時候大家都在倒煤,誰會想到,有一天會落得個血本無歸?”

今年7月18日,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公布了2013年上半年煤炭經濟運行數據。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煤炭累計產量17.9億噸,同比下降3.7%;煤炭銷量17.5億噸,同比下降3.8%。

同時,由于企業利潤大幅下降,虧損的煤企也越來越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前5個月,規模以上煤炭企業的利潤同比下降43.9%,虧損企業虧損額達198.58億元,同比增長134.6%。

煤炭行業遭遇了“滑鐵盧”,煤炭重鎮神木也不能幸免。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煤老板“跑路”、地產商自殺、民間信貸崩盤等噩耗開始頻頻傳出。

徐大年始料未及,“我的錢不會也被套住吧?”

然而,去討說法的徐大年敲開表哥家大門時,他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

電視沒有了,冰箱也沒有了,甚至早年表哥結婚時徐大年送他的一套紅木家具也不見了蹤影。空蕩蕩的客廳里就剩下一張脫了皮的老飯桌,和幾張不配套的椅子。

徐大年這才知道,自己“攤上事了”。

榆林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的《榆林市2013年一季度經濟運行分析》顯示,今年一季度,神木縣99處地方煤礦中,只有7處正常生產,42處停產,50處在做基建,同樣暫停生產。

徐大年的表哥也沒能幸免。除了徐大年的200萬元,表哥還從“地下錢莊”借了不少錢。原本債主寬限了還款時日,但煤炭行業始終不見起色后,債主便搬走了表哥家中所有值錢的東西抵債。

面對表哥如此境遇,徐大年懊惱之余,也只能自認倒霉。

“都是自家人,難不成還把他告上法庭?怪也只能怪自己貪心。”

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徐大年的情緒都非常低落。“我甚至想到過死。”

很快,徐大年發現,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越來越多。住在自己樓上的一家,也是欠了別人幾千萬元,討債的人從早到晚蹲守在那里。

“有時還能聽到摔東西、大吵的聲音,但沒人去看熱鬧,也沒人去勸,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徐大年說,有一段時間,他家樓道里總有幾個社會青年在游蕩,后來才知道,那是有人以每天500元的價格雇他們“看”著樓上那家,如果發現苗頭不對,就隨時“給點教訓”。

如何解決神木民間信貸糾紛問題,成為擺在新任縣委書記尉俊東面前的第一道難題。

8月1日,尉俊東在神木縣領導干部大會上表示,要將人民群眾的損失降到最低,同時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引導民間資金成為現代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重塑“誠信神木”。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由于長期依賴煤炭發展,煤炭工業的低谷,不可避免地波及了政府財政。

《神木縣2013年上半年經濟運行分析》顯示,上半年,神木縣財政總收入為87.97億元,下降了31.6%,占該縣全年任務230億元的38.9%。其中地方財政收入實現24.1億元,下降23.8%,占該縣全年任務60.5億元的39.8%。

報告說:“財政減收額進一步拉大,減收趨勢愈發嚴重。按照上半年發展趨勢,財政收入計劃任務基本上無法完成。”

面對這種狀況,神木縣委副書記、縣長黃建軍提出,要按照“保民生、保運轉、保重點”的工作思路,科學謀劃財政收入和支出。

為了避免煤炭頹勢繼續捆綁神木發展,尉俊東表示,要加快經濟轉型,圍繞煤炭做轉化、圍繞轉化做規模、圍繞規模做深加工,積極籌劃、推進各類轉化和深加工項目落地,并將出臺扶持政策,推動民營企業“釋放產能”。

大考之下的神木模式

地方政府全年的財政支出,是參照年初預算收入來安排的。目前財政收入減少,勢必會影響到某些支出的實施。

當地民眾擔心的,就是相關民生的財政支出難以得到保障,領導會“突然哪天一拍腦門”,終結掉全民免費醫療和15年免費教育。

面對老百姓的擔心,尉俊東明確表示,民生建設投入絕不會減少,民生工程覆蓋面也不會縮小,并將從嚴控制開支,壓縮“三公”經費,用干部們的“緊日子”守住老百姓的“好日子”。

“目前,神木確實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但教育這塊蛋糕,只會多,不會少。”神木縣教育局財務科科長薛志林說。“免費教育”政策從2002年開始進行調研,到如今的11年里,他一直參與其中。

“如果有一天真的出現財政不支的情況,我們也會優先保住免費教育和醫療這兩大民生工程。”

據薛志林介紹,教育優先工程是神木縣十大民生工程之首,這其中,免費教育又是教育優先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內容之一,這一塊會被“優先照顧”。

“15年免費教育”的試點,并不只是神木一地。

同樣位于陜西省榆林市的府谷縣,也“因富思教”,于2011年實行了15年免費教育。此外,陜西省寧陜縣、吳起縣、高陵縣等地也實現了15年免費教育。

甚至,在遙遠的南方,廣東東莞的石排鎮邁出的步子更大。從2008年開始,該鎮逐步實現了幼兒園至高中階段的免費教育。2010年9月開始,石排鎮的免費范圍惠及大學生至博士生群體,達到了“25年免費教育”。

遍地開花,意味著我國有條件在全國范圍內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嗎?

這種呼聲自2012年開始不斷推高。這一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首次實現了4%的目標,成為我國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教育部有關司局負責人7月20日表示,目前,國家還沒有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考慮,也沒有在局部地區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打算。

那么,神木的免費醫療、教育完全是“靠錢堆出來的”嗎?

中國青年報記者查閱,2012年,神木縣財政公共預算支出693825萬元,教育支出193894萬元,占總支出的27.95%;醫療衛生支出44369萬元,占總支出的6.40%。

同年,神木的GDP達到1003.89億元。據此計算,教育支出與醫療衛生支出分別占全縣GDP的1.93%、0.44%。這兩個比例,并不如一些學者猜想的“高得嚇人”。

記者還測算了2011年開始“15年免費教育”的府谷縣相關數據。這一年,該縣的公共預算支出為29.71億元,其中教育支出9.91億元,占總支出的33.36%。2011年GDP為407.95億元,教育支出的投入占全縣GDP的2.43%。

在各省份GDP排名靠后的西藏,也于2012年9月全面實現了15年免費教育,“成為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級首例。

神木的“15年免費教育”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2002年,神木縣就有了分類分步實施免費義務教育的設想。2007年,全縣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實行“零收費”教育;2008年,將高中階段學生納入免費教育范圍;2011年,才實現了包括3年學前教育在內的15年免費教育。

“這樣分類、分步走的設想,就是一個可持續的過程。”薛志林說,“免費教育范圍的每一次擴大,都要經過前期調研和測算。我們也是結合財政狀況,作出每一步部署,不是想當然。”

7月20日,教育部負責人還指出,我國普及義務教育的時間較短,基礎還比較薄弱,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學校之間的差距仍然比較突出。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的經濟實力仍然有限,而要做的事還很多,現階段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條件還不具備。

雖然和國家步調并不一致,薛志林仍然“力挺”神木縣免費教育。

神木縣發改局副局長高海雄也認為,盡管現在面臨危機,但每年“投入五六億元搞教育和醫療”不成問題。

“而且,我們還有慈善基金作保障。”

高海雄口中的慈善基金,指的是陜西省神木縣民生慈善基金會,其基金收益全部用于神木縣“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三大民生工程的額外補充,因此也被稱作“三大慈善公益基金”。

2011年6月,該慈善基金會正式啟動,并于次年3月29日正式掛牌,成為國內最大的非公募基金會。基金除依靠在神木的企業、企業主捐助外,當地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也是籌款的對象之一。

成立初期,該基金因在短短兩小時內募集意向性善款達38.18億元,受到媒體關注,后又被曝出存在強制募捐行為,而受人詬病。

8月1日,神木縣的新任“大管家”尉俊東表示,“在今年的特殊時期”,企業可以暫緩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并禁止一切向企業攤派、募捐、贊助等行為。

截至2012年年底,該基金會到賬資金近21億元,募得“意向捐贈資金”額度為43億元,計劃到2020年,要募集100億元。

我國距高福利國家還有多遠

遭遇挫折的“神木模式”,是否還能夠持續下去,并進而發展為“神州模式”?

曾接待過廣東、四川、湖北等多地考察團的郭永田不置可否:“他們都贊成神木的成本控制模式,但具體他們照搬了沒有,我沒有回訪過,不清楚。我們管不了神木以外的事。”

薛志林也表示,“模式復制”還要看具體實施地區的情況。

“財政有錢,是實現免費醫療和教育的基礎,但不是有錢就能搞。”郭永田說,神木之所以能夠施行全民免費,除了“不差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人少”。

“我們只是百強縣,并且也不是首位,還有很多地區都比我們財力雄厚。”薛志林也說,“但他們人多,如果人均少,一樣不能推行免費醫療和教育。”

作為全國第一個“吃螃蟹”的縣,全民免費醫療打破了沉悶的醫改困境。就連衛生部部長陳竺也曾說過:“醫改不能沒有神木經驗。”

“但‘神木模式’不可能發展為‘神州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醫療改革與醫藥產業發展研究基地副主任王震說,政府在具有一定財力之后優先考慮投入民生,這種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神木模式’是一個不可復制的東西,只可能在神木地區實現。

“高福利模式一方面需要很高的經濟水平做支撐,實現可持續性;另一方面,還需要有很高的管理水平做后盾,才能使投入的資源不至于浪費。”王震說,免費醫療尤其需要精細化管理,才能杜絕‘小病大養’的過度醫療現象,真正做到物盡其用。

“但目前來看,我國還不具備搞全面免費醫療、教育的條件。”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元京也不看好“神木模式”。

“諸如‘全民醫療’這樣的高福利,目前在我國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實施,必然會導致政府財政的崩盤。”王元京說,“一刀切”的全民免費醫療絕對不可取。

他認為,政府要做的工作,應該首先抓住低收入人群,解決這部分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也只有這樣,才可能實現惠民政策的可持續發展。

王震也認為,“大躍進”式的高福利絕不可取。

他說,全民福利在歐美一些國家都做得非常好,但也會產生因滋生懶惰而造成效率低下的問題。2008年歐洲爆發金融危機時,高福利國家冰島受創最深,成為危機中首個破產的國家。分析普遍認為,一定程度上,這也是因為維持高福利的剛性需求,對財政形成了巨大壓力。

“高福利并不等于高質量。”王震說,英國的免費醫療制度已經做得很成熟,但仍存在諸多問題。“在英國,等待免費醫療救治的病人非常多,排隊救治的結果可能是,等排到你了,你的病都好了。”

而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盡管在公立醫院實現了免費醫療,但政府的投入相當有限。排長龍、缺醫生、缺設備、缺病床、缺藥等現象十分嚴重,也因此,除了花不起錢的窮人會到公立醫院就診外,多數印度人仍然會選擇在私立醫院自費就診。

王震說,“我們在建設社會保障體系時,要充分考慮利弊,才能不留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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